沈宁

沈宁，男，生于南京，现居美国。毕业于中国西北大学，曾任职陕西电视台。１９８３年赴美留学，获美国爱荷华大学文学硕士。曾任美国大学讲师、中学校长、公司经理等职。著有《美国十五年》、《战争地带》、《商业眼》、《美军教官笔记》、《点击美国中小学教育》等。

    我从来没有去过成都，但从懂事的时候就记得，经常在家里听说有关成都的故事，那是母亲给我的一个梦。

    要论起来，母亲在成都居住的时间相当短暂，不过半年而已，但她给我们讲述的成都故事，却并不少于她居住过数年的上海北京或者重庆香港。已经无法记得还在多小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记住了摆龙门阵，盖碗茶，回锅肉，丁丁糖等词语，可以相信那都是母亲给我讲成都故事时，留在我脑子里的记忆，父亲是从来没有到过成都的。也是因为听母亲讲成都故事，我还没有进小学，就熟知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故事。母亲羡慕司马相如的才华，但更佩服卓文君的真挚和勇气，为了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，以豪族大户小姐之尊，下嫁布衣之士。后来我才懂得，或许就是文君当垆卖酒、鼓琴相夫的故事，赋予母亲坚强的意志，走上同一的爱情之路。

    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北京城的饭馆里食物还很丰富，不过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母亲从来不点回锅肉。我原没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回锅肉是太平凡的一道菜，几乎家家餐厅的菜单上都有。可是后来又发觉，如果有客人到家里来，母亲却经常要做一碟回锅肉。我就问母亲，既然回锅肉那么平凡，怎么又可以待客？母亲笑了，说：回锅肉可不是一道平凡的菜，在成都叫做“天下第一香”。那成都人可是全中国少有的会吃，让成都人夸说好的菜，肯定就不平凡。原来我们之所以不在北京的饭馆里点回锅肉，是因为没有一家做得够好。听说西城绒线胡同里有个四川饭店，应该有成都厨师做回锅肉，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去那里吃过饭。

    那么你做得比北京饭馆里的好么？我当时不懂事，接着问。

    母亲又笑了，回答：我们这是在北京呀，我做的回锅肉，骗骗北京客人，那是足够了。我虽然没有在成都的烹调学校学过手艺，但我至少是吃过成都饭馆里的正宗回锅肉，晓得那该是什么滋味，总要比北京饭馆里做的更有味道吧。母亲讲完，又对我说，当然如果有成都来的客人，我就绝对不敢去做回锅肉了。别的不说，在北京根本就买不到那种薄皮的川猪肉，还怎么能够做得好回锅肉。

    听母亲讲这么一套，我自然是似懂非懂。在我吃起来，母亲做的回锅肉，已经非常好了，所以，实在无法想象，成都人做的和吃的回锅肉会有多么杰出和伟大。此外，母亲也讲过成都人怎么吃火锅，怎么吃鲜鱼和糍粑。这我就更不懂了，母亲是湖北人，湖北的武昌鱼和糍粑是全国有名的，每次湖北家乡来人，都会给母亲带，我们也都跟着尝鲜，吃过不少，确实很好，但是难道成都的鲜鱼和糍粑，竟会比湖北的更好么？

    母亲说，成都的糍粑跟湖北的不一样，叫做三大炮，因为做的时候会发出几声响，很有意思的。这一说，我就觉得馋了，很想听听成都糍粑怎么响，吃起来怎么的滋味。至于成都鲜鱼，母亲讲，成都很多饭馆就建在河边桥下，店后外面走下台阶就是河，是真的流水的河，不是死水池塘。那饭馆卖的鱼，都装在鱼篓里，放在河水中间养着，食客走来看清楚了，选定一条，堂倌从河里捉出来，活蹦乱跳，当面杀好下锅，还能有比那更鲜的鱼么。记得母亲这么说的时候，眼睛里放着亮亮的光，充满神往。

    不过记得母亲最多提及成都的，还是成都人喝茶和成都的茶馆。刚到北京的头几年，母亲经常想买两张竹椅。她常说，天下没有比在成都的茶馆里坐竹椅更舒服的了，就是上海的沙发也赶不上。成都茶馆里的竹椅就像量着人身做的，半躺半坐，全身放松，连那叽哩嘎啦的声音，听着都特别舒服，好像人坐下去就松骨活筋。我从来没有坐过成都的竹椅，连别的地方的竹椅也没有坐过，所以体会不到母亲的那种神仙享受般的感觉。后来北京局势迅速恶化，基本生活已经难以维持，母亲终日要为一家大小填饱肚子而奔忙，也就没有兴致再提竹椅的事情了。

    但每次看见父亲有空坐着喝杯茶，母亲还是忍不住要讲几句成都盖碗茶的见闻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还曾拿出一套盖碗茶的茶具，招待客人。那是她从上海带到北京的，但我想不会是从成都带到上海的，她在成都时只有１６岁，恐怕还是要到做了家庭主妇，才会想得到这些事情。那套盖碗茶具，很精致很秀气。母亲说，成都茶馆里，老虎灶台上，一溜摆出十几个细嘴铜茶壶，茶桌上摆的都是盖碗茶。喝茶的人，端着茶托，扶着茶碗，按着茶盖，从茶碗与茶盖之间的缝隙，慢慢饮一口，闭起两眼，摇头晃脑，那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，实在犹如到了仙境。父亲听了，总是摇摇头，说他喝茶并非专业，哪里学得来那样子。

    我曾经不解，为什么成都人喝茶那么了不得。我原以为，茶是浙江的特产，龙井和虎跑泉不是都在浙江么？父亲是浙江人，才应该比较更会喝茶。后来又是母亲告诉我，还在秦朝时候，四川人就已经喝茶了，公元前就已经有了蜀人饮茶的文字纪录，西汉时四川茶是进贡皇上的珍品。从母亲那里，我又学到一些关于成都的历史和饮茶的学问。

    自从母亲被打成右派，家里既少来客，我也再没有见过那套盖碗茶具。文革期间，父亲被关牛棚，机关不发工资，母亲单位撤销，无处可去，所有银行账户全部冻结，全家人生活立刻发生危机。有一天，母亲命我从床底拖出几个大网篮，从里面拿出她从上海带进北京的西餐具，非常厚重漂亮的盘子和银质刀叉，还有那套精美的盖碗茶具。母亲让我分几批包好，每两星期放在书包里，背在背上，骑车到旧货店去卖。每次我背着那个书包，就感觉仿佛有千斤之重，那不仅仅是些餐具或茶具，那是母亲对生活的一片精心的爱。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心头的伤痛，永远忘不了成都的茶，和那套茶具。

    说到成都人喝茶和成都茶馆，就自然而然要讲到成都人的摆龙门阵。我父母两家曾祖辈都是进士出身，祖辈也都自幼家学饱读诗书，父亲母亲则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。他们的师长朋友，也都是书香门第出身，一样的古今中外好学问。所以不管是家里来人，或是跟随父母外出访客，我们小孩子坐在一边，听大人们聊天，总是很有趣又长见识的事情。我从小就有个愿望，长大之后能够像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那么有学问，那么会谈天说地。

    母亲听了我的话，哈哈大笑，说他们那样子，怎么可以算是会聊天。到成都去看看，她说，间间茶馆里都坐满人，那才叫做会聊天。在成都人眼里，聊天这个词都显得太简短，他们把在茶馆里的谈天说地，叫做摆龙门阵，就是说那是无穷无尽的。成都人摆龙门阵，方言迅急，妙语连珠，上天入地，古今中外，天南海北，东拉西扯，巧舌如簧，雅俗兼备，红脸雄辩，咬牙切齿，说笑调侃，漫无边际，滔滔不绝，高声低声的交互之间，爆发一两阵哄堂大笑，让人得胜不能傲，受辱不能气，想走走不得，想忍忍不住。母亲那些精彩如神的描述，简直让我目瞪口呆。

    我难以想象，世上还有比父亲母亲更能聊天的人，更无法想象，成都茶馆里的茶客，人人都会摆龙门阵。这个发现，曾经让我很丧气一番，也曾经觉得很不服气，立志哪一天非去成都看看，仗着自己这点家学底子，到成都茶馆里去买碗茶，跟成都人摆摆龙门阵，倒要见识一下，我就不信成都茶馆里的茶客，个个都是神仙下凡。母亲劝我，用不着跟成都人呕气，我在北方度过太多年头，无论如何是没法跟成都人去斗嘴的。中国北方气候干燥寒冷，生活艰难，北方人一天到晚必须为衣食住行操心忙碌，使得头脑和五官都迟钝了。而成都则两河环绕，再加都江堰水利工程，终年风调雨顺，物产丰富，不愁吃喝，生活松散，所以那里的人有足够的闲情逸致，培养心灵和五官，那嘴皮子上面的功夫，恐怕是天下无敌的。

    既然说到成都有两条河，自然就会说到成都有很多桥。一般地方的石拱桥，不过三孔，多则五孔，她在成都看见过九孔的石拱桥，那就已经非常的宏伟壮观。她说成都青羊宫一带有几座带仙字的桥，都漂亮极了。我去过浙江嘉兴老家，那里的秀城河上，就跨着许多古色古香小巧玲珑的石拱桥。所以，虽没有去过成都，但母亲说到成都的石桥，我却很能够想象那情景。

    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，父亲也被单位下放到江苏高邮劳动。为了在苦痛中寻求一些精神的安慰，母亲找到一个私人画师，重新开始学习画画。有一次她很得意地拿了一幅她画的油画，给我们看，说是老师很赞赏。那是一条河上有一串大大小小的石拱桥，母亲说那是成都金河上的石拱桥，她在成都的时候很喜欢到那里去，在那些桥上穿行。那一天母亲甚至还背出卧龙桥、余庆桥等好几个名字。母亲笑着说，成都的石拱桥，是最标致的拱桥，不用太高的技巧，就画得出来，再在桥边画上些树木花草，河里描几只白帆木船，就一定美不胜收了。

    不过母亲虽然那么迷恋成都的石拱桥，她在成都时却并不住在桥边。母亲曾很仔细地给我们讲过她在成都住过的房子，说那房子的位置，在成都城里的城中城，我小时候听不明白什么叫做城中城，问是否就像北京城里的故宫。母亲说，也可以那么说吧，但成都的城中城原先不住皇上，而是住满清八旗的官兵，叫做少城，民国之后少城的城墙拆掉了，许多达官贵人就到里面去盖房子居住。因为外婆他们到成都，是投奔当时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先生，所以能够住在少城宽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。

    听母亲讲，那房子有很高的门楼，还有一圈花墙，青色的砖，灰色的墙，红色的门，门口甚至还有一块拴马石，可见早年是住大户人家的。屋脊上雕有麒麟，门楣上也有浮雕，虽然都已经老旧，但仍能引起人许多的联想。屋檐上爬满青藤，院内的角落里长满青苔，母亲给我讲述这些时，说是仍记得走在小院子的青砖地上的那种感觉，似乎听得到脚步声的回响。

    后来长大一些，自己也经历了许多磨难，才慢慢懂得，为什么成都在母亲的生活里，会那么重要。

    母亲到成都，不是旅游，不是搬家，而是逃难去的。那是1937年，当时外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，家里生活非常稳定和富足。母亲16岁，名教授的千金小姐读中学，很惬意很快乐。七七事变发生，日寇进占北京。外公到庐山牯岭，参加抗战策略会议，只身南下。外婆带了母亲和舅舅们，大的16岁，小的1岁，从北京逃难。那一路可谓千辛万苦，数度生死系于间发。好不容易到了南京，但眼见上海失陷，华东已然不保。外婆又带了子女，逃到武汉。紧接着南京失守，武汉面临危机，日机天天空袭轰炸。外婆只好带了五个儿女，继续西逃入川。

    从武汉登船，沿长江逆流而上，到了宜昌，轮船停在江中，旅客们全下到小划子上去。外婆让母亲先自己下到划子里，然后把几个年纪小的舅舅，一个一个从船窗口送出，母亲站在划子里，一个一个接过，放到划子里坐好。小船划动，稍不留意，马上落水，那种紧张和危险，母亲２０多年后向我讲，还会感到气喘不匀。连我听着，都握紧了拳头。

    在宜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搭乘小轮船到万县，再一次下小划子，渡到江岸上坡，稍停之后，改乘木船，上溯重庆。自古说三峡乃天下美景之一，但母亲却从来没有赞美过三峡。因为她头一次经过三峡，就在那场逃难之中，心慌意乱，疲惫不堪，只记得水流甚急，船行极险，好像到了鬼门关。当时的四川，没有成渝和宝成及成昆任何一条铁路，交通十分不便，外婆和母亲一家，在患难之中，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，只要走得通，入得了川，他们就得去走。母亲讲这段入川经历，让我永远记住了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句子。

    水路不好走，陆路也同样的艰难。我曾听舅舅细致讲过坐长途汽车入川的经历，真叫惊心动魄。那是他们第二次入川，１９４１年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沦陷，外婆一家再次逃难。经过千难万险，终于到达桂林，然后设法入川。他们先搭火车到柳州，再到金城江，那就走了两天。然后，一家人分乘两部大卡车，走了七天，才到贵阳。接着换乘木炭车，走川黔公路。当时汽油供应不够，只能用木炭生气来发动汽车，所以叫做木炭车。川黔公路一直在大山里上下，木炭车爬坡无力，走得很慢。许多时候，车实在走不动了，就要乘客们下来，跟着车走路，减轻车的载重。如此走了三天三夜，才算到了重庆。

    1937年夏天，外公仍在武汉国民政府里任职，只有外婆一人领了母亲等五个子女逃难入川，讲好以后在成都相聚。外婆和母亲一行，在重庆住了几日，找车子，买车票，转往成都。当时的成渝公路，坡谷起伏，长途汽车，颠簸动摇，很是艰难，但总比走急流汹涌的长江水路，感觉要安全得多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外婆和母亲一家，就那样挣扎着，终于到达了成都。

    成都地处盆地，四周群山环绕，阻隔进出的所有通道，将山外的世界都隔绝在外。这种地理环境，造成了四川较为封闭独立，自成一体的传统。常言道：“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定蜀未定”，就是指四川与外部世界的脱节状态。七七事变发生之后，华北华东半壁江山，已经是战火纷飞，血流成河了。在成都，生活却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行走，节奏缓慢，悠然自得。

    我能够想象，在日寇的刺刀和炸弹之下，经过几个月饥寒交迫的车船劳顿，母亲已经筋疲力尽，而一路所见，饥寒交迫，更让母亲捧着一颗破碎的心，抵达四川。不料一进成都，就发现这里白米成囤，蔬菜便宜，柑橘尤其甜美，日常生活安稳舒适，人人闲散，坐在茶馆里摆龙门阵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那情景虽然也许会让母亲觉得不公平，但也会使她感到安慰。她总算逃到一个满意的地方，能够摆脱战火的摧残，重新享受人生的甘美。我相信，那种突然之间的巨大反差，震荡了母亲早已脆弱的神经，安抚了母亲受尽创伤的心灵，造成了一种天上人间的感受，留下一种铭心刻骨的激情，所以成都在母亲一生的记忆里，永远是美丽的。

    成都安详而宁静，茶馆悠闲，饭店丰富，母亲住在青砖灰瓦的房子里，不必担惊受怕，不必躲避空袭警报。日本战机空袭成都，是1938年11月以后的事情。成都空军抵抗日军的空战，在中国抗战史上是非常可歌可泣的一页，万古流芳。不过母亲在成都的时候，是1937年秋到1938年春，所以没有在成都躲过空袭，她也从未给我们讲过那一类故事。

    外公跟随国民政府撤到重庆之后，曾到成都来与妻女团聚过几次，同时也到四川省党部演讲，并与省党部主任陈公博先生商讨国事，那时重庆和成都两地国民政府，为保卫成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已经在制定和颁发系列的防空措施，包括军民的疏散和保护。重庆政府还特别拨款，协助成都人民疏散。外公回家对外婆和子女们讲，要家人提前准备，多加小心，母亲却毫不在意，她希望成都永远不遭受日军空袭，她渴望成都永远那么的富足和平静。

    我后来才了解，母亲之所以那么爱成都，还因为那个城市如此地懂得体贴人心。成都的天气，几乎永远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，并非日日艳阳高照，而是经常通宵下雨，绵绵不绝，那恰恰符合母亲当时的感觉，对她而言，真是温情的慰藉。听母亲如此讲述，我就会猜想，如果母亲经过长期逃难的苦痛之后，到了一个终日晴空万里，酷日炎炎，明亮欢快的去处，也许她会觉得难以适应，好像自己孤独地被抛出了现实世界。母亲还说，太晴朗的天气，就像在整日欢笑，那就像个不怎么懂事的孩子。感情丰富的人，经常是忧郁多于欢乐的，所以阴雨天气才更能滋润诗情画意。也是从母亲的讲述里，我背下了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诗句。

    虽然母亲很欣赏成都诗意的忧伤，可阴雨天气对母亲的身体却并不好。母亲３岁在老家乡下得过一场肺病，而且，从此落下了容易吐血的症状。小学时在上海，曾找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的石蔼玉女士诊治，好了几年。搬到北平之后，因为北方天气一时不能适应，老病时有重犯，于是请求北平名医林葆骆先生治疗，５年没有再犯过。可是七七事变之后，数月逃难途中，母亲惊恐交加，身心疲惫，到了四川，终于无法继续坚持，又开始吐血。

    外婆一家刚到成都，不知何处求医，母亲听外面人说：丁丁糖润肺生津，是咳嗽病的大克星，就去买了来，按照成都人的说法，煮米饭的时候蒸化，然后服用。虽然丁丁糖并不能根治母亲的吐血症，但总算润了肺，而且香了口，母亲百服不厌。

可母亲吐血，不是咳嗽所至，吃再多丁丁糖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外婆心焦，有病乱投医，结果没有问来医生的姓名地址，却问到一个当地民间的古老偏方，说是用蚕草煮鸭子，然后喝汤，能止吐血。

    母亲讲这故事，我就发笑，那听起来哪里像是治病偏方，倒像是嘴馋了的人，给自己找借口弄鸭子吃。而且北京肯定出不了这方子，那两种材料就不容易，并不是处处都有鸭子可买，更不是处处都找得到蚕草。大概只有成都那种富裕地方的人，鸭子蚕草可以随时到手，才想得出这样的方子。

    但是外婆很认真，为了医治母亲的病，上街卖蚕草和鸭子，每天蒸蚕草煮鸭子汤，给母亲调养。母亲也很听话，每天喝外婆煮的蚕草鸭子汤。母亲曾说：多亏她是湖北人，惯于喝汤，每天喝一大罐也无所谓，否则换了别地方人，不惯喝汤的，那么日日喝一罐汤，就是活受罪了。不过母亲也说，听起来鸭子汤似乎很好吃的样子，其实用蚕草去煮，味道并不那么好，只是当药吃，所以硬了头皮喝下去。

    不管好喝不好喝，不管是否偏方，外婆每日煮汤，母亲每日喝汤，过了三个月，喝了一百天，母亲的吐血病居然真的止住了，而且人也长胖了。从成都之后，母亲又曾经历过抗日战争中的几次危机，甚至曾在上海被日伪敌特扣为人质，生死系于一发，却再也没有吐过一次血，可见确实是成都的民间偏方，治愈了母亲的吐血病。直到２０年后，母亲被扣上右派帽子，遭受迫害，苦痛异常，才又吐起血来。

    记得很清楚，那次母亲在家里忽然大口吐血，把我们都吓坏了，赶紧扶她躺到床上。我端着一脸盆水，看母亲用抖动的手拿着毛巾，擦拭嘴角鲜红的血迹。擦了一阵，母亲苦笑一下，轻轻说：如果我们还在成都，就好了。望着母亲苍白的脸，我心里难过极了。我知道母亲此刻想的是什么，她一定又想起逃离北京的苦难，想起远离是非世界的成都，想起悠闲的茶馆，想起丁丁糖，想起蚕草鸭汤，想起逝去经年的那份平静和安宁。我很想对母亲说：妈妈，我陪你到成都去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如今甚至连逃难求生的自由都没有了。

    母亲生前，就是那样于无形之中，用许许多多细小的回忆，编织了一个成都的梦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，刻在我的心上。时至今日，母亲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，那个梦却还活着，依旧亲切而生动，使我不能忘怀。曾有过几次，我产生冲动，想到成都去，我觉得我能够在那里找到母亲的影子，找到母亲的爱。

    但我终于没有成行，因为我胆怯。许多次经历，给我一个结论：到现实中间去追寻一个梦，是非常痛苦的事。因为现实与梦想之间存在的距离，会使得寻梦的努力落空，甚至将多年的美梦击碎，只留下无限茫然和惨淡的残片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我没有梦，如果母亲从来没有给过我那么多的梦，就好了。没有梦想，虽然没有甜蜜的幻觉，却也没有梦醒的苦痛。

    不过更多时候，我仍然愿意坚信：有梦是幸福的，有梦才有希望。可惜天下从无尽善尽美之事，包括梦。有梦又是危险的，有希望就有失望。母亲的一生，始终在真诚而热烈的梦想中度过，所以她永远满怀对过去的思念，永远满怀对未来的希望，永远满怀对生活的热爱。也因此她曾经失望过，悔恨过，痛苦过，也因此做出许多巨大的牺牲。然而母亲的心中，还是依然地存在着梦的甜蜜，所以她仍旧是幸福的。就像她吐了血之后，那神思就会带着她，漂浮到成都的梦想中去，享受那一份安逸，从而忘却残酷的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