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川新闻网-成都日报讯：

    兵哥/文

　　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是浙江绍兴人，清朝末年，他千里迢迢宦游四川，到仁寿当了名知县。1893年，马一浮在成都出生，结下了与成都的缘分。

　　成都人马一浮

　　祖籍浙江绍兴、生在成都的马一浮，后来成了“一代儒宗”（梁漱溟语），他多次入蜀，在乐山、重庆等地讲学、办学院；而后人在说到马一浮时，也称他为成都人马一浮。对于自己的故土，马一浮有着很深的感情。

　　马一浮号湛翁，又号蠲叟。说起“蠲叟”这个号，这与他的幼时经历有关。马一浮在成都渡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，成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有一次，友人问起他的号，马一浮这样解释：“余生于蜀，长于蜀……‘蠲’左‘益’右‘蜀’，以示‘蜀’之我有‘益’，这里就不作‘蠲免’之‘蠲’也。”足见马一浮对蜀地、对成都的偏爱。其实，他日后在乐山开办书院，蜀中后学多得其教益，影响深远，这才是名符其实的有“益”于“蜀”。

　　1889年，6岁的马一浮返回绍兴故里，15岁参加县试，与邑人周树人、周作人兄弟同榜，马一浮名列第一。金榜题名，好不热闹。同年，马一浮又与浙江学者汤寿潜之女订婚，并结识了汤寿潜弟子谢无量，两人终生交好。汤寿潜早年曾与章太炎组织统一党，主张废八股科举考试。在其影响下，马一浮与谢无量均参加了辛亥革命，汤寿潜介绍龚自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维新思想和著作，鼓励他们去上海、北京开阔视界，了解社会形势。谢无量去北京时，适逢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掳掠，他便告诉马一浮，首先应读梁启超论形势的著作。

　　1901年，马一浮赴上海学习英文，后来又习德、日、法等文。在上海，马一浮与谢无量、邵廉存等成立“翻译会社”，出版《翻译世界》月刊，为国人介绍外国文化。1903年，马一浮赴美留学，之后又东渡日本，阅读了大量中外著作。归国后，马一浮见时局凋敝，常给《独立周报》《民立报》撰文，他还翻译了《政治罪恶论》《唐吉诃德》（译为《稽先生传》），代岳父为徐锡麟做《烈士徐君墓表》，编撰《朱舜永遗书》。1917年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力邀马一浮担任北大文科学长，马一浮以“自古无教师出外教学之理”拒绝。后来，该职位由陈独秀担任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。后人不禁揣度：“若是马一浮接任此位，中国的现代思想史，又会是何等走向？”

　　西湖阅四库

　　留学归来后，马一浮僻居杭州偏街陋巷中，闭门读书，立志为学，绝意仕进，常到西湖文澜阁阅书，短短3年时间里，他竟读完了文澜阁所藏全套《四库全书》，大凡三教九流百家之学，汉宋经师之论，释典道藏，莫不通其志而穷其源，加之他早年阅读了大量欧美文、史、哲学，到30岁时，他就已蜚声国学界，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。

　　马一浮记忆力过人，读过的人许多能烂熟于心，丰子恺说：“无论什么问题，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，马先生都有最高、最远、最原本的见解。他引证古人的话，无论什么书都能背出原文来。”而马一浮又尤精于宋明理学、佛学、禅宗，著名学者熊十力与林宰平曾说：“对于宋明理学、佛学，尤其是禅宗，马先生在同辈学者中，造诣都是首屈一指的。”

　　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东南半壁沦于日寇之手，杭州亦随之沦陷。马一浮藏书甚丰，此时便带着他视为珍宝的万卷书籍辗转流离，日子过得艰难困苦。1938年，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，马一浮来到浙大讲学，并随校内迁至江西泰和、广西宜山。

　　一年后，应孔祥熙、陈立夫等人聘请，马一浮入蜀赴重庆主持创办书院。马一浮认为，“自诚明为之性”，故书院应该名为复性。临行前，他作七律一首，留别浙江大学诸讲友：“故国经年半草莱，瘴乡千里历崔嵬。地因有碍成高下，云自无心任去来。丈室能容师子坐，蚕丛刀遣五丁开。苞桑若系安危计，锦蕞应培禹稷材。”

　　乐山办书院

　　1939年6月，马一浮由重庆来到乐山，想将复性书院迁至此处。其时不少高校内迁，许多著名学者都在乐山。马一浮在这里遇到了叶圣陶、贺昌群，三人同游乐山乌尤寺。在旷怡亭上，马一浮诗兴大发，作五律一首：流转知何世，江山尚此亭。登临皆旷士，丧乱有遗经。已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。长空送鸟印，留幻与人灵。

　　对于这个山峰丹崖翠壁、林木葱茏，三江汇流、碧波涤荡的风景宜人之地，马一浮很是喜欢，他觉得乌尤寺自是治学养性的好地方。马一浮曾兴致勃勃地泼墨挥毫，用小篆体为乌尤寺方丈室撰书了一副哲理颇深的楹联：要使鱼龙知性命，不妨平地起波涛。

　　因此，复性书院自然建于乐山乌尤寺了。书院筹委会、董事会、基金保管委员会均由赞成书院宗旨的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，如陈布雷、屈映光、梁漱溟、谢无量、赵熙、熊十力、寿毅成、沈尹默等人，而以马一浮总摄院务，事无巨细，他总要亲自过问才放心。

　　不久后，复性书院在乌尤寺正式开学，因书院资金有限，暂借乌尤寺20多间僧舍为课堂，招生告示贴出后，求学者竟然有800多人，最后因经费、校舍不足，仅录取肄学生30人，参学生10人，似乎一切事务都妥当且顺利了。

　　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。书院开讲后，熊十力提出多收学生，并给学生丰盛的补贴，为学生预谋出路，多请名师，开设各科，甚至想将书院更名为“国立文哲书院”。此举本是为了书院发展，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，显然操之过急，马一浮没有同意，书院开讲才个把月，熊十力即离书院而去，马一浮无可奈何。

　　马一浮在书院里，担任了主讲，筹建时曾打算开设玄学、义学、禅学三讲座，后来又开办了诗教、哲学、三礼等讲座。他经常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为学生讲学，梁漱溟、谢无量、赵熙、贺昌群、沈敬仲等人先后来院讲学，一时间名家云集。复性书院讲课制度很特别，主讲每周只讲一个上午，其余时间学生可向主讲“请益”，所谓“请益”，是由书院典学安排时间，学生向主讲提问，一般半天安排3人，学生提问，主讲引导。在复性书院，学生主要靠自学，读书作札记，札记每半月呈阅一次，由主讲审批。书院重在引导学生博览群书，掌握治学之道，斐然有成的优秀学生，书院还给予奖励。

　　但是，书院还是存在诸多困难。经费紧张、增加教师势难实现、增收学生亦不现实，到底该如何是好？面对这些问题，马一浮很是忧心，整日苦思解决的办法。1939年12月，马一浮提出书院应“刻书与讲学并重”，原因是“战后文物毁阙，求书甚难，故刊印古籍，尤为迫切需要”，“刊刻书籍，不特为书院必办之事，亦稍存广书院于天下之意”。

　　后来，书院开始刻书。先以儒家典籍为主，也刻了一些马一浮自己的著作。同年，书院正式列出第一批刊刻书目，主要有《四书纂要》《系辞精义》《春秋胡氏传》《延年答问》《上蔡语录》《先圣大训》等。马一浮也陆续出版了《泰和宣山会语》《复性书院讲录》《避寇集》《尔雅台答问》等19种，这段时间，他著述颇丰。

　　也是在复性书院期间，马一浮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论学体系。他的思想融会儒佛，调和朱（熹）陆（九渊），而能融会贯通，“理事不二，知行合一，理智同符，始终一贯”，“即事即理，即理即心，心外无理，亦即心外无事。理事双融，一心所摄。然后知散之则为万殊，约之唯是一理”。著名学者贺麟在《当代中国哲学》一书中，对马一浮给予了高度评价，“用力所在，及比较有系统的思想，乃是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。……其要旨是说，一切文化，皆自心性中流出”。

　　此外，马一浮诗才卓绝，也早已为世公认。他作诗，往往顷刻而成，对仗工整，诸子百家，释典道藏，随手拈来，信笔入诗，辞雅意蕴。马一浮的诗极少个人哀愁，多是有关民生疾苦之篇，绝无吟风弄月之章。他在四川6年所作之诗，均收入《蠲戏斋诗全集》中。

　　杭州隐居

　　在乐山几年中，马一浮一心经营书院，指导学生。1941年，当时的教育部将复性书院置于“官办”地位，又把马一浮当作任意支配的公务人员，让他写祝寿、贺礼等官样文章。有着文士风骨的马一浮自然不堪忍受，他愤然罢讲，但仍允许学生留在书院“请益”。1945年，复性书院迁至杭州，易名为“儒林图书馆”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，重新隐居林下，过上了安静的日子。他除了主持智林图书馆的事务外，还继续选刻古书，埋头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中。

　　此时的马一浮，再也不是早年那个埋头苦读的无名书生，而已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大学者，梁漱溟早年称赞他为“千年国粹，一代儒宗”，评价颇高，他与梁漱溟、熊十力一起，被誉为现代儒学三圣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应陈毅之邀，马一浮出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一职。1967年，马一浮的家里开来了一群“扫四旧”的人，他多年的藏书和手稿被抄出焚毁，几乎所有的物件都被搜罗一空。当时马一浮曾恳求：“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，好不好？”但这点心愿也未能得到满足。来人散去后，马一浮家中一片狼藉，他惶然四顾，摇头连叹：“斯文扫地，斯文扫地。”

　　数月后，心情郁闷的马一浮因胃出血辞世，时年84岁。他留下绝笔诗一首：“乘化吾安适，虚空任所之。形神随聚散，视听总希夷。沤灭全归海，花开正满枝。临崖挥手罢，落日下崦嵫。”